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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如何讓《一一》成為《一個人的一一》

疫情如何讓《一一》成為《一個人的一一》

《一個人的一一》關於楊德昌的舞台實驗|OPENTIX編輯臺 2021年11月

「相見不如懷念」是我2017至19年度演出的《聊齋》的主題,封箱之後,當我還在想《一一》該怎麼創作,世界迅雷不及掩耳的改變,作為千萬人中的個體,我只能「接招」,但回心一想,「招」字可圈可點,它不就是主動精神的體現?

文字 / 林奕華 香港劇場導演

從2017年與彭鎧士女士談演出《一一》舞台版,到敲定2020年5月在香港文化中心首演、12月上演台北場,再到2020年先是香港因疫情場館關閉,必須延至2021年5月才上演,又因創作團隊不能飛台,台北場也要延至2021的12月。但在2020年入秋,疫情持續帶來的變數仍不可估,風險之高,不是自負盈虧的製作單位可以承受。在一次工作會議上,就New Normal這理念伸延出之後常用的創作方針:為什麼不可以把障礙變成自由?讓局限變成無限?

《一一》便是在這情況下,轉化成《一個人的一一》。

「一個人」這概念,是當世界進入隔離、停擺時,我在當中找到的啟發。其實早在疫情出現前,現代人於「在一起」與「一個人」之間,已有說不盡的愛彼為難(註),只是沒有想到,問題會在措手不及之下,成為再也不能逃避的局面。「相見不如懷念」是我2017至19年度演出的《聊齋》的主題,封箱之後,當我還在想《一一》該怎麼創作,世界迅雷不及掩耳的改變,作為千萬人中的個體,我只能「接招」,但回心一想,「招」字可圈可點,它不就是主動精神的體現?

圖 / Sammy 攝

我覺得楊德昌導演的作品很重要,因為觀眾不會在電影的尾聲得到任何結論。相反,結局才是觀眾自己和自己對話的開始。腦對心,過去對未來,情緒對情感。以《一一》為例,NJ 一家人經歷了一場家庭破碎的危機,觀眾從電影院帶出來的是什麼呢?便是對於主動性的省思。當中最主動的非洋洋莫屬,他,象徵了好奇,嘗試,實踐,以至與人分享的重要性和意義。「婆婆,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所以,你知道我以後想做什麼嗎?我要去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,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。我想,這樣一定天天都很好玩。」這個孩子長大後,會不會成了一位電影導演,叫楊德昌?

《一一》是楊德昌導演2000年的作品。21年後,客觀上不能把它足本搬上舞台,反而是透過《一個人的一一》,我才發現《一一》對當下的我們的心情和處境原來早就看得透澈。「一」,就是開始,楊德昌導演的每部電影都指出了「翻篇」的必要,但在他7部半的作品中,唯《一一》 的結尾才有點出「未來」的可能性,那是一個6歲的孩子對長大的期待。

長大,在他眼中並不只有「變成大人」的單項選項,卻可以是藉著好玩的方式,「看見」別人「看不見」的未來。

從我不害怕邁出主動的一步開始:這是和楊德昌相遇的最好時間。

註:ambivalent(矛盾的)之音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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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編自電影《一一》,得到彭鎧立女士首次授權改編。電影由洋洋讀給婆婆的一封信收尾,舞台劇《一個人的一一》則從洋洋長大後展開-不單只有照相機,一如現代人,他擁有更多高科技配備,唯獨還是「只能看到一半」。然而在疫情時代的14天隔離裡,洋洋經歷重新自我發現,終於從「後面」找到「前面」:一個人的未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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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轉載自《PAR表演藝術》,更多精彩內容請見官方網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