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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如何讓《一一》成為《一個人的一一》
《一個人的一一》關於楊德昌的舞台實驗｜OPENTIX編輯臺 2021年11月
「相見不如懷念」是我2017至19年度演出的《聊齋》的主題，封箱之後，當我還在想《一一》該怎麼創作，世界迅雷不及掩耳的改變，作為千萬人中的個體，我只能「接招」，但回心一想，「招」字可圈可點，它不就是主動精神的體現？
文字 / 林奕華 香港劇場導演
從2017年與彭鎧士女士談演出《一一》舞台版，到敲定2020年5月在香港文化中心首演、12月上演台北場，再到2020年先是香港因疫情場館關閉，必須延至2021年5月才上演，又因創作團隊不能飛台，台北場也要延至2021的12月。但在2020年入秋，疫情持續帶來的變數仍不可估，風險之高，不是自負盈虧的製作單位可以承受。在一次工作會議上，就New Normal這理念伸延出之後常用的創作方針：為什麼不可以把障礙變成自由？讓局限變成無限？
《一一》便是在這情況下，轉化成《一個人的一一》。
「一個人」這概念，是當世界進入隔離、停擺時，我在當中找到的啟發。其實早在疫情出現前，現代人於「在一起」與「一個人」之間，已有說不盡的愛彼為難（註），只是沒有想到，問題會在措手不及之下，成為再也不能逃避的局面。「相見不如懷念」是我2017至19年度演出的《聊齋》的主題，封箱之後，當我還在想《一一》該怎麼創作，世界迅雷不及掩耳的改變，作為千萬人中的個體，我只能「接招」，但回心一想，「招」字可圈可點，它不就是主動精神的體現？
圖 / Sammy 攝
我覺得楊德昌導演的作品很重要，因為觀眾不會在電影的尾聲得到任何結論。相反，結局才是觀眾自己和自己對話的開始。腦對心，過去對未來，情緒對情感。以《一一》為例，NJ 一家人經歷了一場家庭破碎的危機，觀眾從電影院帶出來的是什麼呢？便是對於主動性的省思。當中最主動的非洋洋莫屬，他，象徵了好奇，嘗試，實踐，以至與人分享的重要性和意義。「婆婆，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所以，你知道我以後想做什麼嗎？我要去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，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。我想，這樣一定天天都很好玩。」這個孩子長大後，會不會成了一位電影導演，叫楊德昌？
《一一》是楊德昌導演2000年的作品。21年後，客觀上不能把它足本搬上舞台，反而是透過《一個人的一一》，我才發現《一一》對當下的我們的心情和處境原來早就看得透澈。「一」，就是開始，楊德昌導演的每部電影都指出了「翻篇」的必要，但在他7部半的作品中，唯《一一》 的結尾才有點出「未來」的可能性，那是一個6歲的孩子對長大的期待。
長大，在他眼中並不只有「變成大人」的單項選項，卻可以是藉著好玩的方式，「看見」別人「看不見」的未來。
從我不害怕邁出主動的一步開始：這是和楊德昌相遇的最好時間。
註：ambivalent（矛盾的）之音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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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編自電影《一一》，得到彭鎧立女士首次授權改編。電影由洋洋讀給婆婆的一封信收尾，舞台劇《一個人的一一》則從洋洋長大後展開－不單只有照相機，一如現代人，他擁有更多高科技配備，唯獨還是「只能看到一半」。然而在疫情時代的14天隔離裡，洋洋經歷重新自我發現，終於從「後面」找到「前面」：一個人的未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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